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如今又被人重新提起,那就是人工智能之后的机器会对人类造成什么样的威胁。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霍金教授和特斯拉总裁马斯克在相近的时间,以极其严肃的表达向我们表示了他们的担忧。
人类是设置:效率优先还是存在优先
人们总是担心机器获得智能之后,会不会反过来奴役人类,事实上这个担忧是完全没有必要,按照一般的逻辑和科技发展,这都将是必然会出现的情况,只是范围大小的问题。
我们不妨先将这个问题继续细化为两个假设:
1、机器可以完全取代人类;
2、机器不能完全取代人类;
如果假设1成立,那机器完全没有必要奴役人类,它将会直接灭绝人类,逻辑是这样的:当初人类为了提高效率制造出机器,有了机器的辅助,人类能更快的生产,那么人类相比于机器来说是低效的,机器的产生是为了追求效率,那么它就完全不会对低效的人类产生兴趣,人类会就此灭绝。这就好比我们在古代会通过驯服牛马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如今有了农业机械的我们对驯服牛马就完全不感兴趣了,只垂涎于它们的美味,或是钟情于与它们嬉戏的快乐;
如果假设2成立,人类最差的状态是被机器圈禁起来,用以生产某种东西,尽管我们现在不知道这种需要生产的东西是什么;或者人类仍然有机器无法取代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是机器不需要的,比如人的生育能力,即便是生育能力机器仍可以创造一种效率更高的繁殖技术渠道人的自然生育。《黑客帝国》中,机器把人看做是电力的来源,在那里人也变成了机器精心培育的一个生物。
凯文凯利算过一笔细账,他以人脑中的神经突触数量作为一个单位,也就是1HB(human brain),对比当前互联网的信息流量、数据存储量和增长比率,得出一个粗略的时间,大概在2040年,机器的智能将超过全球60亿人。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对机器严加看管,以至于削弱它的发展吗?或者我们不闻不问任由其发展,直至所谓的危机出现?欧美思想界在这一点上完全秉持了他们一贯的走一步看一步习惯,事实上在技术急速发展的情况下,这也是唯一正确的思想价值。而诸如德国、俄国或者中国等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国家,往往习惯性的,或者叫自负的寻找一个包揽全局的思想做为一切行动之前的指导,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在他的著作《决定时刻》中也提到了这一点。尤其是中国,我们在五四期间因为这个是吃了大亏的,浪费了宝贵的发展机遇。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就是要破除这一习惯。鼓励大家先去行动,再从行动的结果中寻找思想,那一时间不短的有声音在重复一个概念:世界已经变了,习惯也要变。中国能赶上互联网发展的大潮,归根结底也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成果。
制造业升级的动力
效率更高的机器正在取代人成为加工生产活动的主力,当前的自动化生产和机器人工厂已经让数以百万的工人没了工作,这一局面的形成也是急速的,就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或许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跟家里的长辈聊天,谈到工作一天回来感觉很累,这时候总会被长辈数落不能吃苦不够努力,他们的理由也很简单,那就是一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完全没有体力劳动,累从何来。如果说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最近的十几年中,我们的生产方式已经从原来的劳动向智力转向,原来的劳动任务被效率更高的机器承担起来,人的工作层级得到了提升。这种提升有没有上限,也就是之前提到的问题,机器有没有能力完全替代人,或者人有没有能力掌控越来越有能力机器,至今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机械化的劳动由机器代替这个趋势是存在的。
通用电气(GE),这家最早带给中国自动化梦想的跨国公司,第一次在中国玩起了非此即彼的零和游戏,通用希望它的数字化工业公司解决方案能在中国成功,事实上中国也已经到了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刻。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共同发布的数据,今年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已经降至49.7%,创2012年8月以来的新低,PMI一旦低于50%,意味着产业发展下行压力巨大。传统产业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国家层面,李克强总理大力推进《中国制造2025》行动计划的事实,中国领导层也在德国提出“工业4.0”概念之后迅速跟进,一切信号都在现实,中国需要强大的新兴产业来支撑之后几年的增长。也正是因为这样,通用在华业务的增长希望压在了清洁能源、医疗、航空、交通运输系统、工业互联网,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这些都是有政策保障的新兴产业。
南海冲突与劳动力
中国作为一个靠劳动密集产业起家的超大型国家,有大量利润微薄的制造型企业,这些私营企业很难接受投资巨大的数字化工厂,他们往往选择转移产能,或者有限度的做一下设备升级。这归根结底是一个劳动力问题,能不能招到足够的工人,工人的工资不断提高,企业还有没有利润。
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位于中国南部,由十个东南亚国家联合组成(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东盟十国人口接近6亿,有1.5亿的青壮年劳动力人口,纵观全世界,再也没有哪个地区能提供这么多的劳动力,中国看到了这一点,美国也看到了这一点,近些年来,由于中国向海外产业转移的需要加大,中美之间在东盟问题上产生了利益纠纷,也就是谁来掌握这1.5亿劳动力人口的纠纷。美国在数字化工业领域占据全球最高点,有极高的产业成熟度和装备制造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仍需要争夺劳动力,可见全世界范围内,在数字工业、智能生产方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未来。
当今的劳动力人口问题
当前的生产力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劳动力人口问题也随之改变。在以往,土地和人口是最紧缺的资源,劳动力人口要积极的参加劳动维持一个生产水平,保障个人和社会的物质供应;而如今,劳动力尽管仍是紧缺资源,但劳动力问题的外延在“就业率”这个概念的催生下得到了扩大。劳动力人口在就业状态下能生产价值,而在失业状态下,则会增加社会管理成本和不稳定因素。随着民粹主义的蔓延,就业率几乎成了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